1979年9月，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本科。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97年6月，我调离学习、工作长达18年之久的西北大学，到西安市文物局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众所周知，西安作为世界四大古都和世界著名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有着3100年建城史、1100年建都史，拥有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市”。西安的文化遗产种类多、数量大、价值高，这也是广为西安人津津乐道和引以为豪的优势所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任务重、难度大，特别是像周沣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四大遗址”，占地108平方千米，保护难度极大。在20世纪末前后，西安经常有古遗址、古墓葬遭到破坏的新闻见诸电视、报端。比如，就大明宫遗址来说，部分残留宫墙坐落在农家后院里，农民养猪时常挖掉宫墙用以垫衬猪圈，或者建造房屋用宫墙回填夯筑庄基，使遗址遭到严重破坏，曾一度成为社会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我清楚地记得，2002年下半年的一天，西安市文物局专门从北京邀请了两位文物保护专家来西安研究商讨保护对策。两位专家到大明宫遗址现场查看后开出的“药方”是：文物价值很高，必须原封不动保护好。我当时陪同考察，暗自思忖：宫墙位于农家院落，文物保护工作者前脚离开，农民为生存可随即挖掉它。另外，究竟是保护文物重要，还是农民的生存生计重要？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汉长安城遗址区内的老百姓为什么把“汉城”叫作“害城”。汉长安城遗址占地36平方千米，一方面，由于保护范围内受建筑高度限制，居民不能修建厂房从事工业或作坊生产；另一方面，出于地下遗址保护的需求，居民又无法在地上种植经济作物或进行渔业养殖等，致使遗址保护区内城镇居民的生活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有些人甚至对文物保护产生抵触、怨恨情绪。能确定地说，这样的一种情况尽管发生在西安，但在当时却是全国一种普遍现象。

  在亲身经历了文化遗产保护之“难”，切身体悟城镇居民生存发展需求的过程中，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样才可以既有效保护好文化遗产，又能满足遗产地居民生存发展需求？诚然，文化遗产遭受到了损害，保护效果不佳，这与政府投入保护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和人民群众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关，但不能说与保守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无关。我们常说，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就是这一个道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和制约，我国文化遗产界流行着一种“保存现状”“原封不动”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交流与合作所强调的保护理念是以《威尼斯》等一系列文件精神为原则。而《威尼斯》主要是依托西方石质建筑结构及西方民族的审美崇尚、价值取向形成的“原真性”保护理念与实践规范。就文化遗产的特性来说，西方国家的古建筑绝大多数都是石质结构，不易破损，保存时间长。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一些神庙、宫殿，虽历经数千年风雨剥蚀，但其主体轮廓仍然保存至今。中国则不然，大部分古建筑都是土木、砖木结构，易破损，保存时间短，如果不积极主动地采取比较有效措施加以保护，许多文化遗产将遭到人为或自然破坏，以致渐渐消亡。在我国历史上，前人在维修保护文物古迹时，都程度不等地根据文物古迹本身土木、砖木结构耐久性差的特点，采取积极有效的创新措施实施保护，从而使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至今。唐代大雁塔之所以能够饱经1300多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巍然耸立在古都西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明代维修保护时在其外围加固了一层60厘米厚的砖。再就审美崇尚与价值取向来看，一方面，中西方的审美崇尚源自不同的标准。中国人的审美倾向在于“美即是善”，核心思想是“尚善”。而西方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核心思想在于“求真”。以善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教化、尚伦理；而以真为美的具体内涵是重科学、尚真诚。以建筑遗产为例，中国古建筑无论从宫廷到官府还是民宅、寺庙，基本呈现以“主体居中、轴线对称、序列递进”的水平铺陈排列形态，凸显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这种建筑形态承载着我国古代“宗法观念和封建礼制，建筑集合群是一个封闭内向系统，映衬着规范明确、等级森严的宗法礼制，开间、色彩、装饰囿于严格的礼制等级，受宗法守旧思想的影响，一直沿用木构框架体系。而以古希腊建筑为代表的西方建筑，突出单体建筑，布局也不特意追求对称，反而突出差异与不规则性，建筑整体简洁朴素。”影响遍及世界的“希腊古典柱式”，堪称古希腊哲学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是数、比例、人体美的凝集，强调各个部件和谐地组合。再如古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其正面的高与宽完全按照黄金分割定律而设计，体现了整个西方古建筑重视立面形象的设计构思，是重视几何概念和各比例关系和谐的结果。不同的审美崇尚形成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中国人更注重意义的传承，西方人则更注重信息的可读。另一方面，中西方的价值取向侧重不同的哲学思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重和谐、包容，主张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强调曲线与含蓄美，尚悟性，表现内向；而西方文化重对立、斗争，主张征服自然，提倡竞争扩张、优胜劣汰，强调规模与平直性，尚理性，表现外向。以园林为例，东方建筑讲求意境，很重视人居与环境的统一，讲究风水，在小小的庭院中融入微缩的山水意境，也融入了崇尚自由、崇尚自然的精神，园林布局、立意、选景皆强调虚实结合、文质相符，或追求自然景致，或钟情田园山水，或曲意寄情托志。人工的建筑与空间场所常常是意境的点睛之笔，对于建筑与空间场所的重建，就是意境的重现。历史上的重要景观建筑多次损毁后多次重修重建，即源于对意境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如《岳阳楼记》所记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每一次岳阳楼的重修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延续。而西方园林则以平直、匀称和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为美，如开阔平坦的大草坪、巨大的露天运动场以及宏伟壮丽的高层建筑等皆是强调体现几何图形的分析性，而平直、空阔、外露等无疑都是深蕴其中的重要特点，其几何式园林则体现了天人对立、天人相分的思维和精神理念。每座建筑都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个体，常常有着非常大的体量和超然的尺度，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重在表现一种理念，赋予建筑向上与向四周扩张的性格，在某一种意义上，它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的外向、进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在两种不同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中国人更注重整体的和谐，西方人则更看重个体的精确。

  正是由于受上述西方石质建筑结构特性及审美崇尚、价值取向的影响，《威尼斯》提出“原真性”保护理念与实践规范。这一套关于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遗址、遗迹的国际主流原则，虽有其足够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应性，但正如该的前言所说“每个国家有义务通过你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运用这些原则”一样，它不是一剂万能的灵丹妙药。换言之，无论就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是就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的遗产特性，抑或不同国家、民族的审美崇尚、价值取向来看，《威尼斯》都在很大程度上“水土不服”，存在着加强完善的空间。为此，世界各国纷纷探讨适合本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对国际普遍遵循的保护原则展开“本土释义”，提出原真性应该尊重各地区不同建筑背景与民族、文化差异。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遗产公约》，1977年12月在利马提出的《马丘比丘》，1994年12月在日本古都奈良会议上通过的《奈良文件》，1999年3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通过的《圣安东尼奥宣言》和2005年10月在中国西安通过的《西安宣言》，都是对《威尼斯》的补充和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拥有独特而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如何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保存、利用和传承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是做好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由于受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束缚，或是由于对此理念理解上的偏差和教条移植，以“原真性”保护为圭臬，形成“保存现状”“原封不动”这一消极、被动的保护思想。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形成符合自身文化遗产特性、文化发展客观规律和遵从中国传统审美崇尚、价值取向的保护发展理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人们总是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学术观点、原理、概念来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往往使遗产保护发展与实际要求产生出入，其结果既使大量理应得到一定效果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正真获得很好保护，又使一些不应损毁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甚至消亡，文化遗产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没有正真获得充分彰显，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比如，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塔，由于受1976年8月四川松潘大地震影响，塔体西南面第二层砌砖粉碎跌落，塔身向西南严重倾倒。此后，塔身又接连有裂缝和垮塌。对此有关部门迟迟未采取任何抢救性措施加以保护。到1981年9月，塔顶自行跌落，东北部轰然倒塌。1986年将倒塌残缺的部分清理拆除。1988年按照明代十三级八角形砖塔样式建成今所见钢筋混凝土结构法门寺塔。再比如，山西应县木塔，近千年来，历经风雨、地震、战争，已扭曲变形。20世纪90年代初，木塔修缮即正式立项，但直至今日，长达30多年过去了，修缮方案尚未“出笼”，以致有人呼吁，别让“病歪歪”的应县木塔在“议而不决”中倒掉。

  不唯古建筑，对大遗址的保护也是如此。如对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在十几年前，除用铁栏杆把残留在地面上的“残垣断壁”和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基围护起来以外，再无任何保护的方法。可想而知，这既不能阻挡人为的破坏，也无法抵御风吹雨淋的自然侵蚀。有感于此，我在2003年以《对当代文物保护观念的质疑》为题撰写一文，对当时“保存现状”“原封不动”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质疑。

  我承认，我的上述观点，可能会让人，特别是文化遗产界的有些专家学者感到不适，但我还是要继续坚持我的学术认知，正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所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坚信，正确与错误总是会在时间与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的。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种约定俗成或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思想观念，对人、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每当此时，个人的力量总会显得很单薄。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的实施正说明这一点。唐大明宫是我国唐朝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曾造就出令人称赞的大唐盛世。早在1961年，大明宫遗址就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长期以来，遗址保护现状和旁边的环境不佳，南部含元殿遗址以南为市区叠压区，人口稠密；东部有大面积临时性建筑，城市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大量涌入其中。存在的主体问题是：遗址区内人员组成复杂，工人和无业者居多；居住环境差，房屋面积大，光线阴暗，结构简陋，供气供热设施基本没；治安条件恶劣，由于流动人口较多，管理不便，打架、斗殴时有发生；交通状况差，路面较窄且人车混流；环境污染严重，生活垃圾堆放在路边简陋的公共垃圾站，取暖期燃煤对空气造成污染；生活服务设施短缺，幼儿园和医疗诊所等级较低。很难想象这是西安这个特大城市二环以内近10万居民的居住区。针对这些长期困扰大明宫遗址区的尖锐问题，从2007年10月开始，西安市政府经过多方规划、论证，创新性地开展了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首先是整体完整保护，把遗址本体和旁边的环境共同纳入保护范围以内。大明宫遗址占地3.5万平方千米，周边改造区域达12.76平方千米，实行了整体保护。同时，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夯土层做修复，在保护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确保传承。其次是直观、形象地展示，如建设独特的东方古建筑遗址地标性标识——紫宸殿、含耀门等。同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设再现大明宫风貌的微缩景观。再次是深挖遗产文化内涵，发展遗产创意产业，如建设集考古、科研、科普、游艺和旅游于一体的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探索中心。根据史料记载，利用多媒体系统展示拍摄MAX 3D电影《大明宫传奇》和环幕电影《飞跃大明宫》，不仅延伸了遗产自身潜在价值，而且成为现代创意创业的动力源泉。以上这些保护展示手段，既有国际大遗址保护的先进经验，更具有东方大遗址保护的智慧。直接效果是，长期困扰遗址保护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取得了永久的解决，昔日拥挤、密集覆盖遗址的城中村棚户区被拆除，堆积如山的垃圾被清理，遗址区和城市建设区与生活区成功剥离开来，遗址区内的老百姓住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居，城市面貌得到极大改善，真正地造福了当地百姓。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既有效保护文化遗产本体、优化旁边的环境，又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好方法、好模式，却遭到有些专家学者及媒体的质疑和责难，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全国各大主流媒体蜂拥而上，负面报道铺天盖地。尤其是有些批评相当尖锐，如“120亿元的投资让这个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的文化遗址变成了迪士尼式的游乐园”，“这样的做法违反了文物保护原则，也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大明宫建设方式违背了国家遗址公园的初衷，是错误的”。

  面对如此尖锐、严厉的批评，在当时的西安乃至陕西，没有一家媒体，也没有一点一个组织或个人做出一星半点的正向回应或反向诘问，声名远播的文物大市、文物大省，出奇地沉默和平静。那时，我已调离西安市文物局，在《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社担任总编辑。出于自己所学专业和研究兴趣之所在，再加上曾经的文物保护工作经历，我主持策划了以“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为主题的专题报道，于2010年12月9日至2011年11月5日间分四期在《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同时刊出，每期一个整版，由一篇言论和两篇报道（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典型案例）组成，介绍和评论西安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理念、思路、举措和成效。第一、二期的言论由我撰写。当时，我认为，从根本上讲，对大明宫遗址保护模式的非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存现状”“原封不动”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在“作怪”。遂延续上文所及《对当代文物保护观念的质疑》一文的学术思考，立足大明宫遗址和西安其他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以《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为题为第一期报道撰写了3000多字的言论，通过从文化遗产特性、传统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时代发展内涵三个方面做论证，指出：

  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来说，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性，遵从中国传统审美崇尚与价值取向，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从实际效果而言，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有效保护了遗址本体，优化了遗址旁边的环境；有效传承了遗址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信息，展现了遗址的教育价值；有效提升了遗址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增强了幸福指数。应该说，这是一种成功的实践模式，是我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也许是时间上的巧合，在将近一个月时间里四个整版的专题报道刊出之后不久，《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国家主流媒体通过采访国内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对大明宫遗址保护模式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誉，称赞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多年来，通过理论上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思路的不断思考和实践层面对保护路径、举措及成效的探索与追问，我切身感受到，符合文化遗产特性和文化发展规律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动力和支撑，遵从传统审美崇尚与价值取向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立场和原则，传承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宗旨和目标。据此，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重新认识定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我的整体思路与研究理路是：回首过往——直面问题——构建理念——确立原则——提出对策——明确目标——谋划发展——肩负使命。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

  第一，我打破传统的按朝代顺序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遵循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重道轻器的古物保护（先秦至唐以前）、注重象征意义与精神传承的文物保护（唐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恪守“原真性”原则的文化遗产保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在前两个阶段，人们在“重道轻器”观念和“抒情言志”审美情趣的影响下，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外在，传承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精神特质，始终是中国人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目的。为达此目的，一代复一代，人们用“重修殿宇，再塑金身”的方法，不断维修、重建受损或被毁的文物古迹，像大雁塔、黄鹤楼、岳阳楼等名塔名楼，正是在被持续修复、重建中不断传承发展着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创造创新精神。到后一阶段，文化遗产界学人，特别是一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专家，置中华文化特性、文化传统于不顾，一味移植照搬西方“原真性”保护原则，给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和损害，尤其是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削弱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在思想观念、方法手段上的特色与优势。

  第二，我坚持以处理问题为导向，运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以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成效和文化遗产资源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为标准，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体问题及成因作出与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与认知，提出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体问题是：文化遗产受损严重、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发展严重脱节、文化遗产价值没有正真获得充分彰显、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未能落到实处，并从缺乏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注重保护传承轻视发展创新、忽视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忽略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剖析其原因所在。

  第三，我立足中国文化遗产特性和中国传统审美崇尚与价值取向，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属性，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要，结合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体问题，运用创新发展思维考量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研究提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保护与传承为主，发展与创新为要；保护与发展并重，传承与创新并举。进而围绕这一理念，从保护、传承、发展、创新四个方面重构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原则，提出真实保护、有效保护、全面保护的保护原则；传承遗产智慧、传承遗产精神、传承遗产力量的传承原则；促进遗产发展、促进文化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展原则；创新遗产表现形式、创新遗产内容构成、创新遗产价值追求的创新原则，力图真正走出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新路子。

  第四，按照上述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原则，一方面，针对我国文化遗产界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和任务的认知上存在的窄化或笼统化倾向，我依托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研究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国民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鲜明目的，并从整体保护、内涵挖掘、精神传承、功能重构、价值实现、制度再造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现这些目的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另一方面，循此目的和任务，对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作出提升品位、彰显内涵、强化特色的总体定位和突显优势、加强弱项、补齐短板的路径选择，努力实现构建体系、增强实力、惠泽民生的目标和愿景。在此基础上，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战略需要，从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正创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方面阐释论证了保护发展文化遗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职责担当。

  学术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上所胪陈，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思考与见地。我十分清楚，无论是其中的研究理路，还是所得结论，在许多方面与学界主流观点格格不入，甚至会遭到有些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对。比如，我在本书中反复强调既要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更要发展和创造未来文化遗产，而文化遗产界多数学者觉得，文化遗产是指前人创造并遗留下来的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发展文化遗产这一表述本身就是错误的。记得当年我发表《对当代文物保护观念的质疑》一文时，原定的题目是《对当代文物保护观念的批判》，在即将付梓时，编辑同志一再要求将“批判”两字改为“质疑”。这也足见传统的力量是何等强大！也正是因为受此困扰，多年来，我每次在有关文化遗产论坛上作主旨演讲或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时，开场白总会说我是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试图以科班出身为自己“正身”收“以正视听”之效。长期以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我从始至终坚持的一条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只注重自己怎么做。基于此，兹不揣浅陋，将自己的研究所得公之于世，并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新论》名之，是邪非邪？听由学界同仁和广大文化遗产爱好者论评匡正。

  本文由 赵越 王蕾 摘编自 李颖科 著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新论》一书之 自序。内容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