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该书为切口，我们追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脉络，打捞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人与故事。

  “20世纪建筑遗产”，顾名思义是根据时间阶段进行划分的建筑遗产集合。“20世纪”是很明确的硬指标，“遗产”却涉及如何界定的问题。

  “说到‘遗产’，大家首先想到它是古老的。《世界遗产名录》其实早已更新了‘遗产’观念，不再单纯以时间作为衡量‘遗产’的尺度。”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主编金磊介绍，20世纪遗产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国外引入中国；2002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提出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观点；200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向国际建协提交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清单”（当时只提交了20项）；2008年4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主题为“20世纪遗产保护”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进一步明确了20世纪遗产的重要历史地位。遗憾的是，20世纪遗产尚未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有多少楼台隐现其间？它们仿佛城市的年轮与血脉，凝结着一个世纪的挣扎与进取，那些鲜活的历史故事依然投射在建筑的幢幢楼影中——

  南通大生纱厂、无锡保兴面粉厂等一批工业遗产追溯着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史；

  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的天津解放北路近代建筑群，讲述着天津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发展历程；

  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外滩建筑群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激荡和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

  上海外滩建筑群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在长期遭受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和遏制的背景下，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国庆十大工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成竣工，成为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迹……

  这些建筑不光锚定着一个城市的记忆，许多仍是用来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就像一条通达古今、流淌不息的河，没有了它们，城市也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与灵性。

  “以建筑为例，过去提及的中外建筑遗产大量是古代建筑，中国已拥有56项世界遗产，是世界遗产数量大国，其中的建筑类遗产绝大多数是历史悠远长久的古代建筑。”金磊说，就在勒·柯布西耶、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等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经典作品早已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之时，在全球近百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20世纪遗产中，并没有中国建筑的身影。

  优秀建筑的考量标准，不应该严苛于建成年代。“20世纪遗产”的概念普及依然任重道远。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此。

  自2016年至今，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的学术指导下，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以每年推介约100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规模，共计向社会公布了7批697个项目，其中第一批入选的包括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天津劝业场、上海外滩建筑群、厦门大学旧址等。首批推介大会就在故宫宝蕴楼广场举办，时值金秋，广场上人头攒动，两院院士吴良镛、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单霁翔、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等纷纷致辞，吹响了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集结号”。

  早在2014年，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便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20世纪遗产科学委员会《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办法马德里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规及文献起草并于2021年修订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认定标准》，包括“在近代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有主体地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是城市空间历史性文化景观的记忆载体，同时也要注重改革开放时期的作品”“反映城市历史文脉，具有时代特征、地域文化综合价值的创新型设计作品”“在中国产业发展史上有主体地位的作坊、商铺、厂房、港口及仓库等”“中国著名建筑师的代表性作品、国外著名建筑师在华的代表性作品”等，凡满足上述条件之一者，即具备“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推介资格。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由两院院士、全国工程勘测考察设计大师、各大设计院总建筑师、高校建筑学院院长等相关单位领导等组成的约110位成员的专家团队，该团队每年向委员会提交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荐名单，通过初选与终评确定最终的推介项目名单，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受到北京相关公证处的监督。

  “如今我们大家常常看到一个建筑门口挂着好几个牌子，可能既有‘文物建筑’的牌子，也有‘历史建筑’的牌子，我们已公布的697个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与这些建筑会有重合。”金磊说，在用更为现代的“遗产观”为公认的文保建筑加持的同时，委员会更鼓励那些籍籍无名，“甚至连历史建筑也不是、从未被人发现过的老房子”被推介成为20世纪建筑遗产，换句线世纪遗产的保护理念进一步“向基层沉底”。

  金磊犹记得，2017年8月，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团队正在安徽考察，一行人凑巧走进了位于安徽池州的国润茶业祁门红茶老厂房，被里面的建筑现状所“惊呆”：这座看似不起眼的老厂房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叫“贵池茶厂”，这里的老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建厂之初由工人们自行建造的木质连装生产线还在运转不停。

  池州当地人习惯称其为“老茶厂”，提起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拣过茶。”拣茶车间呼呼作响的风扇是那个年代人们共同的记忆，傍晚时分，从池口老街到青峰岭、跃进路，一路上喧闹拥挤着的全是茶厂下班的女工。

  “殷天霁厂长陪我们走进一个搁茶叶的仓廒，整座仓廒的5个立面全是用木头做的！”金磊回忆当时的细节：当仓廒门打开，红茶的香气袭来，仓廒因防火之需不允许通电，过了大约几十秒，大伙儿才借助窗外透来的微弱光线，看到暗红色墙壁边堆着一袋袋茶叶，长达70余年的茶分子运动让茶的香气弥漫了整座仓廒，许多来此参观的人为“这个房子的味道所倾倒”，甚至有开发商出重金要将整座厂房买走，殷厂长坚决不卖。

  进一步挖掘“老茶厂”的历史，专家们发现它所生产的祁门红茶正是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创作的小说《茶花女》中所喝的红茶；这款茶被英国白金汉宫及欧洲各国所推崇，被赞誉为“镶着金边的女王”。基于这一悠久的茶文化和建筑自身的时代特点，原本毫无名气的国润茶业祁门红茶老厂房被推介为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与它并列的有同为工业遗产且鼎鼎大名的北京首钢老厂区。随着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活动把目光投向除北上广等大城市以外更幅员辽阔的城乡，更多鲜为人知的建筑将“浮出历史地表”。

  正如《导读》一书中写道，“中国20世纪建筑史的百年史诗是由作品筑就的，但只有建筑师不拘囿于一隅的多风格创作，才有建筑百花园的大千气象。” 20世纪初将西方现代建筑思想带回本土并结合中国元素付诸实践的中国第一、二代建筑师的作品毫不逊色于外国同行，但他们有太多人籍籍无名。诸多中外建筑师、建筑商、工程师、城市规划者和其他建筑从业人员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工作和影响，直到近些年才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筑业中国》一书里总结，在中国的建筑活动历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近代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和接踵而至的技术引入下，跟建筑相关的工作愈发呈现出繁琐复杂的特质。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华洋杂处、新旧交织之间，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无力承担更广泛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城市拔地而起，而当时能够驾驭这种发展的新趋势的，几乎只有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直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打破了这一垄断。

  这些建筑师中最杰出的代表，如范文照、吕彦直、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童寯、陈植、董大酉等人都历经五四洗礼，且多是留学归来，那时正值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建筑业发展的蓬勃时期，为学贯中西、博泛古今的建筑师们提供了展露才华的时代舞台。在保持固有文化内涵的同时，中国该怎么样从建筑和技术的双重维度，去借鉴西方既有之经验？第一代建筑师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担斧入山以启山林，如在荒野中开拓新路一样探索民族形式与现代风格兼容的建筑规划设计，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建筑学科与建筑职业体系，以及用现代知识体系来梳理中国古老的营造传统。他们留下的建筑遗产与设计思想也交织进国家发展的时代命运里。

  例如梁思成与林徽因归国后，在东北大学短暂执教后前往北平营造学社主持法式部的工作，完成了大量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历史建筑调研，以及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性工作，为中国建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童寯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对江南园林进行大量调查和研究，提升了社会对这门中国传统艺术的关注；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既保持了传统建筑风格，也做了一系列大胆突破，成为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第一人；杨廷宝设计了京秦铁路辽宁总站（现在的沈阳北车站）、清华大学生物馆、气象台及图书馆扩建工程等，“是用设计作品探索中国古典建筑、民间建筑与西方科技最新理念相结合的大家”……

  遗憾的是，中国20世纪建筑教育鲜少将个人写入历史，这些建筑大家和他们宝贵的设计遗产思想大多湮没无闻。“历史宛作一部挑剔的机器，它会跟着时间的风雨变迁和大浪淘沙，将一些建筑师淡出人们的视线世纪遗产一部分的建筑师的名字不该被泯灭，他们饱经风霜的作品，更要熠熠生辉，成为中国城市必不可少的真正标志建筑。”金磊建议，第一，建筑与文博界要为中国百年著名建筑师留史；第二，国家要为中国建筑师先贤树碑立传；第三，行业学会要积极为百年来中国建筑师的现当代影响力做好传播规划；第四，要举办集展览展示、研讨沙龙、考察重访为一体的文脉活动；第五，要创办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文献博物馆，同时向中外建筑文博界及社会展示中国建筑巨匠的20世纪与现代贡献。

  就在慢慢的变多的专家学者试图挖掘20世纪建筑遗产的独特意义之时，不少这一时期的建筑实物遗存却面临拆毁之虞。由于缺少完善的法律保障，不少20世纪建筑遗产在城市广场建设、城市道路拓宽和“旧城改造”中被拆毁，再加之20世纪建筑相对老化速度较快、材料性能寿命较短，较之传统建筑面临更加大的保护与维修的技术难题，其抢救工作日趋紧迫。前文所提到的被拆除的济南老火车站便是令人唏嘘的例子。

  在单霁翔看来，20世纪作为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文明时期，各种重要的历史变革和科学发展成果，都折射在20世纪建筑遗产上，这一体现文明发展的序列不应在当代发生断裂。那些沐浴在真实的空气、阳光、绿荫环境中，饱含历史信息、岁月包浆的城市、街道和建筑也承载着民众的记忆与乡愁，正如马国馨院士所说，“人文城市的建设重在对其特色的挖掘和保护，而非简单的开发、建设和‘造城运动’。”

  然而，城市宛如不断生长的有机体，长期处在发展壮大、新陈代谢之中。如何让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回应城市改造更新的需要？如何寻找保护历史记忆与挖掘使用功能的平衡点？金磊认为，重点是建筑遗产的“活化利用”，让旧载体“孵生”新功能，融入到市民公共活动和城市文化建设中去。

  上海的四行仓库改造就是影响深刻的建筑遗产改造案例。1937年10月27日至30日，四行仓库保卫战举世瞩目。时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孤军顽强死守，抵御日军数次进攻，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这座原本平凡的近代仓库承载了上海悲壮的抗战记忆。

  2014年，上海有关方面决定在第二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之前完成四行仓库的保护和再设计，这一重任经方案竞标落到了全国工程勘测考察设计大师、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师唐玉恩及其团队身上。为真实恢复四行仓库保卫战中鏖战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西墙，建筑师们几番探查炮弹洞口，经过修复，西墙如今共保留了8个炮弹孔、430个枪弹孔，复原成1937年战后受损的历史原貌。

  随着各大城市在规划建设中提升对历史街区和老建筑的保护程度，不少类似四行仓库的建筑遗产得到了活化利用，但这样的“幸运儿”仍是少数。由于对现当代优秀建筑的价值认知还未形成一套系统、科学、完善的评估体系，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未被纳入保护范畴，不当更新的风险仍旧存在。正如马国馨院士所言，“建筑遗产的保护绝不是单纯少数专家学者或政府管理部门的事情，在整个漫长的保护过程中还十分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或许当关于20世纪建筑遗产漂浮零散的印象转化为用文字、图像、影像等来诉说的坚固公众记忆，一座城市的精灵，才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