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就没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员是容许参加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员或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和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的主要盟友。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员是容许参加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员或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和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的主要盟友。

  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就没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纪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或“社会主义”呢?

  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的威胁”，那么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译注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C．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黄永玉（1924— ），著名画家、作家。中国画院院士。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文革”期间，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而后，又因为在北京饭店画了一幅《猫头鹰》遭到残酷迫害，被遣送回家乡凤凰。“”倒台后回北京。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齐名，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其早期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历任中国文联执行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后期作品有《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

  1983 年，历经劫难的黄永玉和曹禺两位大师重逢。性格刚直、执着艺术、固守原则的黄永玉，以令人意外的直率内容，给曹禺写了这封探讨艺术创作的信。

  来信收到。我们从故乡回京刚十天，过一周左右又得去香港两个月，约莫六月间才转得来，事情倒不俗，只可惜空耗了时光。

  奉上拙诗一首，是类乎劳改的那三年的第一年写的，《诗刊》朋友问我要近作，而目下毫无诗意抒发，将信将疑从匣中取出这首给他看，却说好。人受称赞总是高兴。但这诗不是好，是公开的私事满足了人的好奇心而已。不过我老婆是衷心快意的，等于手臂上刺着牢不可破的对她的忠贞，让所有的朋友了解我当了三十六年的俘虏的确是心甘情愿。歌颂老婆的诗我大概可以出一个厚厚的集子了。只可惜世界上还没有这么一个禁得起肉麻的出版社。

  说老实话，真正地道的情诗、情书、情话，怎么能见得人？伟大如鲁迅特精熟此道，说是“两地书”，买的人图神奇，打开看来却都是正儿八经，缺乏爱情的香馥之感。全世界若认真出点这种东西，且规定人人必读的话，公安局当会省掉许多麻烦。人到底太少接触纯真的感情了。

  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工作，这两个字几十年来被污染成为低级的习俗。

  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良工不示人以朴”。像萧?伯纳，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排练场去看他边拍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后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砍成劈柴。米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莎翁《麦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麦克白，把沉睡赶走！”

  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

  如果能使你再写出二十个剧本需要出点力气的话，你差遣就是！艾吕雅有两句诗，诗曰：“心在树上，你摘就是！”

  信，快写完了，回头一看，好像在毁谤你，有点不安了。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上给你。

  “子君，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别担心，美人老了，还是美人。此刻你比起当初那个失婚而来找消遣做陶瓷的彷徨强了百倍，短短年余间你就站起来了。”

  我愤慨地说：“我的前半生可以用数十个中国字速记：结婚生子，遭夫遗弃，然后苦苦挣扎为生。”

  一个声音狂笑着，他大笑着殴打神仙，大笑着毁灭一切，他知道神永远杀不完，他知道天宫无边无际。这战斗将无法终止，直到他倒下，他仍然狂笑，笑出了眼泪。

  “你不觉得这晚霞很美吗？”孙悟空说，眼睛还望着天边，“我只有看看这个，才能每天坚持向西走下去啊。”

  “孙悟空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欺负秃头，你把他饿死了，我们就找不到西天，找不到西天，我们身上的诅咒永远也解除不了。”猪八戒说。

  在东晋的永和九年，四十一位军政高官兼文人雅士，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出游，并写下众多歌咏自然、一抒怀抱的诗作。其间，提到了修禊事和曲水流觞这两种活动。

  “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曾在山阴云门寺，模仿兰亭曲水流觞的格局，主持过一次禊事，还写了一篇《修禊序》，文辞大有可观之处。“他乡易感，增栖怆于兹辰羁客，何情更欢娱于此日，加以今之视昔，已非昔日之欢。后之视今，亦是今时之会？”这样的句子，和王羲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等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北宋黄庭坚也十分欣慕古人雅聚，曾在万州和戎州（今四川宜宾），模仿《兰亭集序》中所绘的意境，凿石引水为池，皆取名为“流杯池”。有趣的是，两者之间相隔长达三十余年，可见黄庭坚对这种风雅的活动，实在有很深的执念。

  然而，将目光回溯至魏晋南北朝，我们会发现，那时三月三的面貌与我们的想象颇有不同。应该说，三月三的准确称法，是“上巳节”，意思是说三月中第一个上巳的日子。因此，很明显，上巳节的日期肯定不是固定的。

  翻阅一下《宋书》，大概可以看出，在曹魏之后，人们就已经将此上巳节定为每年的三月三。同时，也有人认为，人们依然把巳日当作上巳节，不固定为三月三。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员是容许参加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员或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和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的主要盟友。

  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纪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或“社会主义”呢?

  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的威胁”，那么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译注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C．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南朝毕竟过去了，美丽故事里人物的洒脱自在随大江东去，只有残破漫漶的手帖纸帛上留着一点若有若无的记忆。后代的人一次一次临摹王羲之南朝手帖，其实不完全是为了书法，而是纪念着南方岁月，纪念着一个时代曾经活出自我的人物，怀念着他们在秋风里想起的故乡小吃吧。

  ──小吃，比大餐深刻，留在身体里，变成挥之不去的记忆，是可以让人连官都不想做的。

  如果在台南过夜，通常一大早会到赤崁楼后面一家小店吃最新鲜的虱目鱼肠。鱼肠容易腥，稍不新鲜，就难入口。因此一大早，五、六点钟，刚捞上来鲜活的虱目鱼，才能吃鱼肠。新剖的鱼肠，经沸水一汆，即刻捞起，稍沾盐酱，入口滑腻幼嫩，像清晨高山森林的空气，潮润有活泼气味，吃过一次，就成为身体里忘不掉的记忆。

  北京地铁有多挤呢，高峰期时你能感觉到有人隔着衣物在顶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是负两厘米吧。

  不过北京的通勤大多是这样子，那种“换乘三次坐三十站地铁也要赶在上班时间前打卡”的日子，若干年后依然是很热血的回忆。

  大望路很魔幻，这里有人买PRADA 眼睛眨都不眨，也有人为午饭是买黄焖鸡米饭还是桂林米粉都要考量三分，很包容嘛，是北京该有的样子，很适合我这种北漂青年嘛。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员是容许参加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员或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和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的主要盟友。

  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同另外的地方的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怎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仅仅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就没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别的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纪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一点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或“社会主义”呢?

  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的威胁”，那么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译注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仅仅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样一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C．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知道，唯一的办法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啥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介绍信，确实没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没有梦想是不是很失败的人生安：潇洒姐您好，大家总是在谈梦想，可是在渐行渐远的路途中，我已经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是什么了。我也会询问身边的人，她们的梦想是什么，大家也回答“不知道，没有”。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很迷茫错乱。怎样才能找寻到自己的梦想呢？没有梦想是不是很失败的人生？

  潇洒姐：有梦想的人，大多是被电影人物和当下的榜样人物启迪的，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他/她那样的人，实现他/她那样的事。

  比如说我吧，我从20岁到现在，榜样一直是梁凤仪，因为她在写作、做人和商业上都超有成绩（香港著名财经小说作家、企业家，创办的公司在香港上市）。我本身喜欢看故事，喜欢有坚韧特质的人，又喜欢解决问题，我在我的榜样身上同时找到了这几点。还有，我的榜样与我在同时代，也在华人社会，这让我觉得有抵达的希望。

  虽然说每个人不可能成长为另一个别人， 最终只会成长为自己，但预先用一个人物设定方向是个好方法。再远的梦想，也与梦想者自身的天性与天赋有关，沿着自己的长板向前看，在辉煌的顶点找到一个榜样，更为可行。设定梦想，从设定具体的榜样开始，然后学习榜样的思维和做事方法，再逐级逐级地实现，最终完成自身的进化。

  卵巢是个仓库，每个姑娘出生时的标配是库存100万~200万个卵泡，只能消耗，不能补货。到了青春期，卵泡数消亡到20万~40万个。随着发育成熟，姑娘们要开始排卵啦，当然，跟屁虫大姨妈也随之而来。由此开始，前赴后继，一般每个月都会有1个卵排出；伴随它长大的还有1000多个卵泡，因为实力不够强劲而落选当了炮灰（优胜劣汰的奥义）。

  好的，接下来姑娘们到了育龄期，准备造小人儿啦。首先，你要有一个卵，而且最好是质量上乘的一个。在茫茫卵海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哎哟，不错，我们看好你哦！”它，注定成为“天之骄卵”，且让我们叫它L。

  “喂，醒醒！”只有30µm大的L被叫醒了。此时的它，跟其他几十万个卵泡一样处于最小个儿的睡眠状态，称为始基卵泡。“你们这1000多个，醒醒，跟我走！”仓库管理员喊道。于是它们磨叽地起床，慢慢地生长，经过270多天，才长到120µm。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各长各的，互不干扰，默默无闻，和平相处，经过初级卵泡阶段变成次级卵泡。

  从小不点儿L（次级卵泡）正式进入PK模式赢过1000多个卵泡（成为优势卵泡），需要85天。现在你猜，为什么总说备孕需要3个月？答不上来的自动左转面壁去吧。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员是容许参加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员或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和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的主要盟友。

  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纪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或“社会主义”呢?

  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的威胁”，那么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译注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C．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啥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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